四賢博士論文獎
第十一屆 （112年）
為感念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先生之素心志業，獎勵優秀中文學門博士論文
第十一屆得獎名單
本文立基「海上」這片溝通世界的開放場域，循晚清前期新式報刊的新「聞」發展軌跡，呈現中國社會現代轉型變化中的關鍵性影響。首先，聚焦1850年代最早進入港、滬兩地開闢聞見視野的兩份代表刊物《遐邇貫珍》、《六合叢談》，討論倫敦會傳教士運用刊物傳播的新知內容，以及參與其中的秉筆華士 ，跟隨傳教士吸收學習，轉化出獨自的創見與反思。他們的一致努力，是晚清開展知識現代化的關鍵起點。其次，將焦點往後移到清朝逐步平定內亂、開啟洋務改革道路的1860年代，鎖定當時上海傳教士與洋商合作之第一份華文報紙《上海新報》，分析其走向市場建立威望，積極扮演開通大眾知識、認識國際新秩序的引導角色。第三，沿著1860至1870年代清朝進入同治中興的文化重建語境，選取申報館旗下，由海上文人主持編輯的首份綜合文藝期刊系列《瀛寰瑣紀》、《四溟瑣紀》、《寰宇瑣紀》，探究報刊在地深化、拓植帶來的新面向。最後，持續以上海申報館為討論重點，進一步擴大延伸到1880年代畫報問世的成熟報刊環境，討論報刊連載的前人筆記掌故（章鳴鶴《谷水舊聞》、章有豫《一瓢集》）、時人海外遊記（李圭《環遊地球新錄》、袁祖志《談瀛錄》）、當代「通人」的生平遊歷回憶錄（王韜《漫遊隨錄圖記》），追蹤這條「聞」脈往內／古、往外／今的延伸、衍化情形。
本論文關注明儒對朱熹《小學》、《家禮》、《儀禮經傳通解》的註解與改編文本，嘗試從這三種「系列文本」汲取若干共通的現象，解釋背後的成因，並勾勒其中的禮學史、學術史脈絡，冀能補苴現有的明代禮學史論述，並使之與其他領域的學術史對話。全文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七章結論外，分為五章。第二章首先略述朱熹撰作這三本禮書的學思歷程，並進一步突出其若干編纂特色，以確立下文明儒註解和改編的比較基準點。第三、四、五章為本文核心，分述明儒《小學》、《家禮》、通禮書這三種禮學系列文本。第六章綜理前三章所得，試圖與既有的思想史、社會史、制度史、出版史研究成果對話。
明儒《小學》文本既是蒙學教材，亦是修身、考校、勸善之書，甚至有準經典的地位。不過，隨著明代社學及童蒙教育的推廣，此類文本用作蒙學教材的主調定位趨顯，明中期後更明顯褪去宋元以來鑽仰深研的問學色彩，而出現制舉用書的體裁。明人對朱熹《小學》的批評亦不少，包括選文艱澀、摻雜大人之事、古禮不諧今俗、選例不當、天命非所以教小兒，這些都成為改編的一部分動力。明儒為此重新改編《小學》，呈現兩種取向：其一是根據〈大學章句序〉，以實際的灑掃、應對、進退等事項為綱目，復著重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踐習；其二是挪用《論語》「入孝出弟」章為綱領。要之，兩種方向都拋棄了朱熹原有之立教、明倫、敬身的三綱領結構。
明儒《家禮》改編文本，前人大抵提揭出實踐簡化、改從時制今俗的趨向。本文承認其既有成果的同時，另外提出《儀禮》學、《家禮》系統禮圖、曲禮與鄉儀的添附三條禮學脈絡，以拓展此類文本的禮學史內涵。明代諸多的《家禮》文本，其實潛伏著明儒對《儀禮》的閱讀理解，《儀禮》是他們纂定儀注的重要參考，且下接清代《儀禮》學之復興。再者，其禮圖數量繁多，傳達的訊息和參考的受眾都與傳統三《禮》系統的禮圖有別，禮學研究應當細察兩造的差異。其三，明代思想家重視個人修身實踐的趨向，以及鄉約自治的蓬勃發展，都使四禮文本不斷增益內容，成為清代「六禮」文本出現的契機。
學界對後世繼承《儀禮經傳通解》的文本，只留意到元、清兩代，而獨忽明儒。本文指出明儒繼承《通解》的通禮書體裁，著作數量並不亞於其他朝代，且時有更大膽的想法。明代的通禮書分類，大多數都繼承了朱熹的「曲禮」新說，取代《禮記》而成為「新三禮」之一，蓋因「曲禮」的日常性與可行性，遠較行之有時、用之有數的「經禮」要高，且符契當時欲以對治空談良知的流弊。然而，明儒通禮書卻也因為著力點不同，漸失了朱熹《通解》原有的「聖朝制作之助」之理想。
本文對明儒《小學》、《家禮》、通禮書系列文本的觀察所得，既有得與其他領域的成說相輔相成者，亦有得以反思詰問之處。就明代的思想史而言，程朱學與陽明學對於禮教推行的想法，並沒有出現如同心性論和工夫論上的鴻溝，兩造都尊崇朱熹確立的禮學文本典範，唯於《小學》改編的態度方面，陽明後學吸納「赤子之心」的論述，是程朱學者未有的。就明代的社會制度史而言，明太祖廣開社學，確立鄉飲酒、學宮習射等制度，以及明中葉逐漸蓬勃的鄉約組織，甚至是正統年間督學官的設置，都對禮學文本的推展有顯著影響。就明末清初的學術轉型論述而言，清儒的「朱子晚年定論」並不諦確，而明末禮教主義的興起，以及清初禮治社會願景的展現，其實都可以上溯到明代中葉。明清儒者對禮學的態度誠有異趨，然而並非輕蔑與重視的截然區別。
本論文以「元代《春秋》學」為研究範疇，參稽吳澄、汪克寬等八位學者經解的詮釋方法及論述要旨，尋繹其解釋《春秋》大義之途徑，探討元儒如何在承繼宋儒的情況下，反省前人詮解之誤區並嘗試導正的進程，彰顯元代《春秋》學之特質。研究步驟與所得成果如下：
其一，通過科舉程文資料的研究，考見胡安國《春秋傳》在元代科舉中影響力逐漸擴展的歷程。當時的試題大多要求考生解釋胡《傳》用「例」之義，這一方面說明「例」的方法符合考試需求，另一方面反映考官與考生共同認知到「例」是胡《傳》詮釋《春秋》大義的重點。
其二，元代《春秋》學者「宗胡」一系的代表首推汪克寬、李廉。兩家闡釋胡《傳》的視域及補苴的內容不盡相同，卻都強調胡安國以「例」解「義」之方法，拈出「例」在胡《傳》詮釋途徑中的重要地位。
其三，元代不滿胡《傳》之「例」的學者，如吳澄、俞皋、鄭玉，則賦予「例」新的定義，展開「例」之新詮。三家學者之「例」都擁有相同的規範，反對「一字褒貶」的詮釋效力，說明元代《春秋》學者已然出現對宋儒多用「變例」解經的省思，乃至於出現不直接由「例」取「義」的途徑，成為嶄新的詮釋型態。
其四，無論是「宗胡」或「非胡」的學者，多承宋儒「以己意去取三《傳》」的觀念。相較之下，程端學「非例」與黃澤、趙汸「用例」的不同詮釋模型，前者對三《傳》「全面否定」，後者則「試圖歸返」三《傳》，態度歧異，卻同樣將檢討重心上溯至三《傳》。表示元代學者在沿襲宋儒既有的詮釋脈絡之外，也嘗試越軼宋儒以開展新的進路。
透過上述研究成果，可見元代學者釋義取徑的模型雖然有別，卻均能析出關懷經典「義自何出」的信念，此一持續進取之面貌與歷來「黨同」、「株守」評價截然不同。此外，本論文亦反省經學史以科舉制度「宗胡」、經學體制「宗朱」，認為元代《春秋》學存有二種派系的觀點，進一步指出元代學者之「宗胡」屬於《春秋》學之主張，「宗朱」則廣泛存在於當時經學之體制，二者屬於不同階層，並非互斥的關係。換言之，「宗胡」學者亦屬程頤、朱熹學術體系之一環，當時學者詮釋經典的不同取徑，其實是在程頤、朱熹所建構的學術脈絡中，探析孔子大義所作出的努力，擁有填補程、朱缺乏《春秋》經解而產生的體系罅隙之共同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