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賢博士論文獎
第九屆 （110年）
為感念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先生之素心志業，獎勵優秀中文學門博士論文
第九屆得獎名單
明清之際的遺民現象蔚為大觀，歷來備受論者矚目。其中，生計課題雖已頗受關注，然論者大多依據傳記與議論，基於道德化傾向，著重闡述從中體現的苦節持守，至於遺民生存的現實難題，以及由之而來對志節的挑戰，尚待進一步細緻的梳理；對於明遺民詩學的探討，也多側重哀感動盪世變、砥礪清峻志節與抵抗新朝統治的書寫面向，看似現實世俗的生計主題便往往不被重視。
本論文試圖突破既有研究成果之不足，基於江南地區之遺民數量、治生現象較之其他地域更為豐富，故以江南遺民詩之生計書寫為研究對象，以生命體驗與理想形象為切入進路，析論遺民如何書寫生計難題與從事治生活動的所思所感，從而「史外傳心」，體現遺民現實考量與政治寄託難分難解的生存情境，以及詩學理念與創作實踐的呼應與差異。根據以上思考，本論文展開以下三項論題：
一、明遺民傳記生計記載的理想形象塑造：明遺民傳記往往記載遺民陷入困窮仍能安貧無怨、拒絕有違義理的援助，至於其家人，若非不被遺民顧念，只能被動受苦，便是主動與遺民一同茹苦守節；在對遺民治生方式的記載中，治生方式的現實謀生意味不高，往往成為遺民品概與志節的象徵；對於遺民之家境富裕與游食、游幕經歷，明遺民錄往往以略而不提維護遺民形象之純粹。由此可見，明遺民傳記的生計記載多為服務於理想形象塑造，更加鞏固「社會本相」的「社會表相」，也一定程度鼓勵與限制明遺民詩生計書寫的主題選擇與書寫模式。
二、明遺民詩兼具困窮與固窮的生計貧困書寫：遺民既以詩抒洩或自嘲生活匱乏、變賣求生等不盡合乎理想的生命體驗，也試圖在困窮情境中自我塑造志士或詩人的理想形象；此外，面對家人一同為困窮所苦，此類書寫也會表達憐惜、慚愧、視若無睹或感恩成全等多元的所思所感。對理解明遺民生計議題而言，透過此類書寫，更能體會生計困難的遺民挺立人格的艱難與可貴。對理解明遺民詩學而言，此類書寫既有呼應道德性情的固窮形象塑造，亦有自曝淪落、家醜也在所不惜的困窮體驗抒發，既呼應亦不限於明遺民詩學的理念論述。
三、明遺民詩兼具謀生與謀道的治生方式書寫：依照治生方式之性質與遺民的看法，本論文分為田園、知識、技藝治生與游食、游幕等三種主題書寫加以探討。對理解明遺民生計議題而言，一方面，透過隱喻象徵、連接遺逸典型或自覺的敘事安排，治生書寫得以將謀生的現實行為轉化為謀道的理想形象，從而呼應傳記的遺民形象塑造，另一方面，部分遺民也抒發從事治生必須面對的現實難題、精神負擔，以至於理想失落的焦慮，從而呈現更為深廣的生存情境。對理解明遺民詩學而言，治生書寫既有符合，或至少不違背詩學理念的理想形象塑造，亦有與官員交際的應酬贈答，以及不盡理想的生命體驗抒發，雖然可能違背詩學理念，卻也突破對於明遺民詩學的既定理解，在主題與書寫面向上時有嶄新的開拓。
透過上述的研究成果，可見明遺民詩之生計書寫既將世俗平凡的生計議題轉化為非凡的遺民志節，又使遺民志節的道德內涵注入日常生活的沉重承擔，足以回應並深化對於明遺民生計議題與詩學理念的既定認識，並為理解清初詩歌之承繼與轉折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
本文旨在透過六朝詩歌光影之情感與筆墨特色，梳理體物書寫之開展進程。先秦思想與文學中之光影意涵，乃大別為抽繹概念之理性眼光，與觸景興懷之感性眼光；而六朝詩歌中之光影特色，大抵便於此二者之間擺盪挪移，形塑面貌。其後光影漸次成為六朝詩歌重要意象，這與六朝時期人物品鑑與山水畫記之形神觀念相關；至若光影進入細膩描摹之階段，則與文學集團之群性互動，與玄佛思想之智性介入相關。而在上述源流及背景之奠基下，乃進一步具體分析六朝詩歌光影所盛載之情感內涵，以及所形塑之光影特色；並且掌握光影情感與筆墨特色之間，可能存在之聯繫與影響，歸納出體物書寫相應之創作狀態。最後，則聚焦於光源與光態、光物互動與物光、陰影等三類書寫視角，企望描摹出創作者觀物視角之挪移脈絡；以期進一步探討詩歌發展，乃透過何許智性介入，而漸次擺落感傷情懷，開啟體物書寫各發展階段。而六朝詩歌光影就在齊梁完成體物書寫的基礎上，於陳代再次復歸抒情，且融合齊梁體物筆墨，開創唐詩情景交融新境。就筆者透過六朝詩歌光影觀察所得，以感物抒懷為主之光影筆墨，多以寫意為主，作用在觸引情感，渲染氛圍，光影乃點到為止；至於以體物形似為主之光影筆墨，則多在強調光照動線與光影輪廓，視角甚且由光入影，個己情感則淡然、闕如。此二種光影書寫特色於六朝詩歌之表現與挪移，乃介乎感性與理性創作視角之間；至於影響視角挪移之變因，主要在智性介入與群性互動。簡言之，透過光影研究，可知詩歌創作由感物抒懷，至完成體物形似，正在於智性與群性促使個己情思旁置，以期全然貼近物態。此乃體物異於緣情之詩歌創作狀態，是故宜區辨二者特色，給予合宜之評價與定位。
本論文關注臺灣歷史與文學文本中「野蠻」一詞概念遞變的系譜，尤其置諸殖民現代性情境下與所謂「文明」呈現的對峙。野蠻的指稱，伴隨外來者的視線，成為帝國藉以迻譯、區分他者，排除或治理的話語政治；而歷經清治、日治被視為「化外」、「蕃地」的臺灣，既呈現與東亞殖民主義接觸的問題性，也帶來具體的戰爭、文化衝突。1914年藉軍警部隊強勢鎮壓的「太魯閣戰爭」可視為日治前期立基於文明征服野蠻的「理蕃」政策，與臺灣原住民衝突的小結；此後雖轉以文明開化的治理形式，實則隱抑的矛盾，最終導致1930年霧社事件。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描繪的歷史天使，以背對過去、襲捲進未來之姿，質疑著現代名之「進步」的風暴，他疑問歷史是統治者的歷史，「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也是一份野蠻暴力的實錄」；沿此，重新追問「野蠻」，不僅為指出「文明」的自我辨識、經常立基將他者銘刻野蠻的歷史過程，同時欲指出其與野蠻暴力的毗鄰，即文明內蘊的野蠻性。反思「野蠻」遂也觸及傅柯（Michel Foucault）指出的話語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問題。對文學藝術而言，更重要的是，創作者如何以書寫，重新爭議統治者銘寫的記錄，亦即思考殖民歷史的從屬者（the subaltern）如何可能發聲？
在這部論文中，將聚焦幾個歷史事件環節，包括1914年太魯閣戰爭，1930至1931年賽德克族以傳統儀式起事反抗日殖民者的霧社事件，隨之遺族遭致鎮壓、屠殺與移住川中島，1942年日本因應太平洋戰事而徵募原住民高砂義勇軍前進南洋，以及戰後蘭嶼延續殖民體制而陷於被犧牲地位，引爆為1988年達悟族人發動第一場反核廢料貯存場的抗爭運動。這幾個相互鑲嵌的歷史時空，呈現二十世紀臺灣所歷經接觸地帶（contact zone）上，語言以至文化慣習等交混或隔閡、野蠻與文明的重要論題；而偌多再現事件的文本，呈顯差異的歷史認識與意識形態，其立即或遲延的回應，本身內涵了複雜的問題性。論及的作者主要含括歷史研究者與小說家，後殖民作者、原住民作家、生態書寫者等，他們共同呈現一種面對盤踞的現代性啟蒙思維的反思，進而分別以復返傳統性、迷魅、神話、另類歷史等，形成本論文嘗試指出與現代理性祛魅相對的復魅（re-enchantment）之姿，復返與自然、土地連繫的嶄新野蠻思維，呈現諸樣的歷史。
本文以中晚明志怪筆記為討論對象，探討志怪如何言說知識。將從兩條途徑作為切入點，先觀察志怪於明代圖書目錄的分類情況，意在了解明人看待志怪書的定位，會發現志怪和小說於四部分類上並不明確，除了時常游移子、史兩部外，和雜家筆記更是難以區別。這裡通過「子不語」和「多識之學」試圖捕捉志怪的邊界，形成「枝山志恠」與「升庵博物」兩種典型，志怪橫跨了小說的界線，關鍵在於對異物知識的需求。
第二條途徑以超自然文學作為框架，這個看似牴觸傳統自然觀念的理論，卻可將志怪化約為對未知產生驚懼及好奇的物學，藉小說的見聞、不誣、傳信、考辨諸多要求，來評估志怪的知識向度。首要參酌西方博物學結合傳統博物思維，以採集、命名、徵驗、分類、收藏組織陌生之物。在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一貫原則下，明人藉由雅集交遊的耳目聞見來說鬼，利用筆記文體和志怪敘事話語作用於事件參與者、傳述者、紀錄者的角色分工，以強化認知。第二，明人也鳩聚圖書資料，以治學態度來集異，文獻在徵驗有極高的優先性，於藏書堆中拼湊物怪形象，卻著重人和物怪的關係，物怪本身性質不被重視。第三，將物事分門別類進行歸納為明志怪特色，其中有架構天、地、人的三才定位，或是依史書、方志、小說彙編而來的分類嘗試，標誌了志怪編創的獨立性格，可視為企圖理解並掌握天地萬物秩序的世界圖像。
明代物的知識體系建構於氣和鬼神實存概念上，志怪格物從祭儀的招致物怪轉向認知行為，借用傳統徵驗方法，向外涉獵天地常異一切事物之理，內求心性豁然貫通，開啟了物的形上與倫理學之對話空間，表現在志怪測度吉凶善惡，並完成物怪知識儒學化的工作。另一方面，博物源自孔子的多識之學，但始終潛伏於學術外緣，本應兼論常、異而洽聞，但是人們只喜聞狡獪、怪誕，造成物理發展的偏狹現象。無論是祝允明（1460-1526）還是楊慎（1488-1559），言說志怪對應博物百家處境，成為明代文人不遇、遠離中心以邊緣自居的反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