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

鍾秩維博士

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

【論文摘要】
「臺灣文學本土論」與「中文抒情傳統」乃是戰後臺灣史上兩支重要的文學流派，其所擘劃的史觀與視野時至今日仍是臺灣文學的創作者和批評家根本的參照體系，在吾人設想「何為臺灣／文學」、「臺灣／文學何為」等攸關此間「共同體」之人文風景與願景的問題時，提供了賴以聯想、類比的比喻系統；與此同時，「抒情」與「本土」也提供了臺灣人自我之能夠與他人同情共感、乃至和世界產生關聯的闡連機制。透過將注意力鎖定在這兩個術語，本論文試圖重探的不只是戰後臺灣文學對於「自我」與「共同體」的提問，更還有其求索「世界」的軌跡。概要而言，與「本土」相連鎖的是身份政治上的後殖民立場，透過寫實主義的模擬與代現觀念，來界定「臺灣文學」的現實，同時澄清它的認同，乃是其人的主要訴求；而不同於「本土」，「抒情」帶有後遺民離散的暗示，在美學主張上則朝向「非模擬」開展，希望藉此挖掘寫實所未及、或未竟全功的理論潛能。不過即使如此，「抒情」與「本土」的關係不必然就非得是壁壘分明的對立不可；相反地，實際回到文學史料、文壇現場，不難發現「本土」和「抒情」的論述總已經彼此依存，差異明顯的此二者實處於相互闡發的互動之中。而本論文且在「本土」和「抒情」的彼此牽連中，辨識出一種「臺灣人」殊異的表述機制，一套獨屬「臺灣文學」的文體。若然，那麼關於「抒情」與「本土」的解釋就不應該拘泥於二元框架，轉而將它們並置反倒可以曝現對方世界觀認識不了的極限。循此，一個他我失去界限的無法區分地帶於是浮顯——它大可被視為一處讓所有臺灣文學的創作者與批評家都能自我表達，其個別的世界觀亦全可被申述的共通平臺——通過這個臨界點，某一足以供任何臺灣人自我、及其世界觀都在一起共享的共同體，也有了彰顯的可能。本論文援以為範例的作家包括王禎和、白先勇、朱天文、李喬、李渝、宋澤萊、邱妙津、張文環、郭松棻、楊牧、夏宇、舞鶴、齊邦媛、鄭清文與鍾理和等人，希望廣泛觸及戰後各個世代，與各種政治的、美學的立場；文類方面，除了小說、詩和散文之外，亦處理回憶錄、文學與藝術批評等材料，藉此期待對流行於戰後文學場域中的「抒情」和「本土」論述，有更周延而且全面的認識以及詮釋。

🥈

第二名

葉叡宸博士

地因人重，即景見心：清代地方園林志的典範追尋與文本重構

【論文摘要】
園林作為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人文空間，反映著獨特的人地關係。從微觀的園林空間而言，作為活動主體的士階層，通過歷時性人際互動與密切人文活動，形成具有士人生命特徵的主體空間。從宏觀的地域圖像來看，園林空間亦與周遭地域環境、時代氛圍共構成特殊的文化圖像，其意義也持續積累、層疊。當上述資訊通過書寫，而被聚集、凝縮，在系統的表意形式當中成為一種文本類型時，相對會釋放出更為豐富的活動者心態、社會文化等意義。

在中國園林的發展中，大量詩文創作形成了園林文學的豐富圖像。從唐代開始，出現了以「園林」為主題的專志。「園林志」為編輯者有意識地以園林為中心進行選擇、編排的文本，包含了一座或多座園林的相關記文、詩歌、史地與人物記錄等訊息，部分亦包含園林圖繪。相對於單篇的園林詩歌詞賦、記文雜筆，園林志有著豐富多元的文本內容、園林訊息，更能照見園林在特定時間片段的形象，以及歷時性發展下的流變樣貌與整體空間精神。並且，園林志編輯者通過特殊視角閱讀、觀看、理解園林的意識觀點、動機心態及其過程，亦值深思。

從唐到清，隨著園林文化的發展，園林志在質、量上逐漸成熟。晚明時期，鄒迪光《愚公谷乘》、祁彪佳《寓山志》記自家園林，以個別園林為主題。祁彪佳《越中園亭記》綜錄家鄉紹興地區園林，則是繼北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後，地方園林群志的代表。園林志作為一種明清文學研究的新材料與思考路徑，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的文人文化、思維模式以及生命實踐。

在清代，除了個別私家園林專志之外，出現一類以特定地方人物典範為書寫主題的園林志。不同於私家專志自記家園的形式，編輯者出自對人物的仰慕情感，主動搜集相關園林詩文紀錄。在記憶的追尋當中，不僅展示園林過往的地理、歷史樣貌，同時也描繪出後人記憶當中的人物生命形象、人格精神。本文試圖透過八本具代表性的地方園林志，嘗試在文化地理學、集體記憶、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的研究視角中，討論園林志在「文本重構」的歷程中，「記憶」如何被生成、「人物典範」如何被塑造？使得在園林志文本空間中的「景」當中，呈現豐富的人、地共構意義。其中，園林志選編的動機、觀念與行動過程，乃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

本文所討論的園林志橫跨清代三百年，這類地方園林志在人物記憶的蹤索過程中，編輯者仰望昔日賢人，試圖彰顯人物的德行美範。同時也希望透過園林人物記憶的召喚，樹立特定精神指標，繼而對政教、文化、地方風土民情產生影響，不僅與整體的時代氛圍緊密相關，也同時是士人對於園林所在地方的深刻認同。

論文在人與空間、地方雙向建構的意義脈絡當中，觀看園林作為獨特的社會、文化空間，說明編輯者如何在「追念」與「不朽」的時間意識當中，以特定的編輯意志、動機與目的導向，進行「實體空間」與「文本空間」的重修，重新賦予園林不同的空間意義，展示「園林」作為「時相話語」的豐富時代意義。透過清代地方園林志的研究，本論文發現園林作為傳統文士隱逸思維的載體，並非純然只是士人退處避世的「壺中天地」。在集體記憶的追想當中，園林乃是具有地域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徵，展示士大夫群體的社會價值認同，以及儒家士人治平天下精神，嘗試介入地方社會教化的期許及實踐。換言之，園林志當中的詩、文、圖像，乘載了後人想像與追憶中園林與園主共構的生命形象，同時也具備儒者面向鄉里空間、時代群體的承擔與關懷，形成一特殊的地方記憶論述話語。

在現行園林文化、園林文學相對著重文人個體在生活美學、空間經營、生命實踐的研究成果上，本文進一步說明園林空間的社會文化屬性，並對園林與集體記憶、地域文化的人文活動現象做出推衍與創發性的詮解，發現園林從「內向性」的空間締構、生命自省，走向了「外部性」的社會參與、公共關懷實現。本文除了揭示園林志文本系統的價值與意義，更透過園林志的觀察，從新材料中提出多元研究視角與方法，有助於讀者理解園林與人物、鄉土、社會、時代乃至於儒家知識體系等議題的關聯，進而提供了整體清代文學、社會文化、士人思想更多元角度的觀察及認識。

🥉

第三名

王潤農博士

高岑並稱與唐代「邊塞」詩派之建構

【論文摘要】
在中國文學史中，文人並稱現象是一個淵遠流長的傳統。不同的並稱均有其形成之背景脈絡，並在流衍之過程中，與文學史議題形成緊密的關係。本篇論文主要有兩個主軸：其一，「高岑」並稱的源流發展始末，其二，邊塞詩派的出現與形成。

近代文學史中存在一個普遍的現象，即將高適、岑參兩位詩人視為「邊塞詩派」之代表，然此一說法實乃「後設」的論調。本篇論文考察「高岑」此一系統的沿革，兩家於「唐代」最初被並稱時，並非理所當然地被視為「邊塞詩人」，

「高岑」逐漸被形塑為「邊塞詩人」，事實上是經由宋、元、明、清的歷史長河，加上近代文學史的編纂與書寫才被建立的圖像。

「高岑」並稱在出現之後，在歷代不斷被對舉討論，不僅豐富了此一並稱的內涵，更在接受與再詮釋的過程中，逐步與「邊塞詩派」之建構產生繫連。本文在探討「高岑」並稱系統延展時，亦整理歷代重要選本對高適、岑參作品選錄之情況，可發現兩家之邊塞詩，在宋代以降有逐步被加重選錄之趨勢，並於明、清達到高峰，此一現象亦對「邊塞詩派」之形成與建構，具有一定之影響。

在唐代「邊塞詩」此一領域，有關「邊塞詩派」如何建立此一議題，始終是學界懸而未決的區塊，本文以「並稱」為主要視角，透過對「高岑」此一並稱範型全面性之考察，企圖對「邊塞詩派」建構之歷程，提出不一樣的視野。

🥉

第三名

白依璇博士

從政治到學術：論徐復觀的思想史寫作及其意義

【論文摘要】
徐復觀一生經歷複雜，先從軍後致力學術研究。曾留學日本，就讀明治大學學習經濟，後轉入陸軍士官學校。介入政治甚深，有感現實層面的困境，開啟學術與寫作之路，尋找精神層面的解決之道。對於民國政權的合法化危機、現代性焦慮，以及傳統中國思想的嚮往與檢討，構成徐復觀發展新儒學的動因。

徐復觀特別重視兩漢思想，兩漢思想並非中國傳統思想領域的研究主流。以及，創辦《民主評論》、轉化儒學思想的宗教性理論、發展人文精神，這些議題實際上都是在回應民國的合法化危機問題。在戒嚴時期敢言能言，學術上具備突破現有研究視野的眼光；有許多跨領域的研究成果，並在學術場域中引發或參與論戰。看似「不合時宜」與「好戰善戰」的選擇，構成徐復觀個案帶來的南渡問題。

本文將徐復觀南渡來台的生命歷程問題化，討論徐復觀作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如何佔據特殊的場域定位。處理一九四九年以後徐復觀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徵，釐清徐復觀在學術史的論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