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107年) 四賢博士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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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107年) 四賢博士論文獎

DISSERTATION AWARD

四賢博士論文獎

第六屆 (107年)

為感念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先生之素心志業,獎勵優秀中文學門博士論文

第六屆得獎名單

🏆
第一名

朱志學博士
莊子物學的宗教維度
【論文摘要】
本文研究主軸,聚焦當代「跨文化台灣《莊子》學」最具理論開拓潛勢的核心主題之一:「物學」的轉向;並立意藉此論題融貫「蔣年豐—余德慧—楊儒賓」晚期學思精華,以重構「人文療癒」義下的《莊子》物學 。就某個隱微的意義而言,本文所有的努力,無非是藉由「力量」與「脆弱」之弔詭性所牽動的視域翻轉,正視「身體」之「脆弱性」,並嘗試從「共在感」出發,以重探「非主體進路」的「莊學」詮釋可能。

🥈
第二名

曾世豪博士
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之研究
【論文摘要】
本論文《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之研究》係以異域書寫為核心,有別於過去聚焦於長城或四裔,展現明清以降的海洋視野,並以日本(倭)形象探究「內/外」、「我/他」、「新/舊」交纏之敘事特色。日本在明清兩朝皆曾成為中國沿海的勍敵,其中包括「嘉靖大倭寇」、「萬曆朝鮮戰爭」、「甲午戰爭」、「乙未戰爭」,皆催生了相關的小說創作。過去在研究相關議題時,多趨於斷裂式的考察,但筆者認為由明至清,日本作為「倭寇」形象之特色是深入人心的,舉例而言,晚清李鴻章曾如此向朝廷宣說防範日本之必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雖然作為自強運動之領袖,對於涉外事務亦有一定之認識,但是李鴻章仍以明朝倭寇的破壞來比擬現代化之日本,可見時人的倭患記憶貫串明清兩朝。

本論文即以此議題出發,以歷時性方式討論明清小說的日本記憶,發現到不同時期有不同時期的關注。第二章處理「嘉靖大倭寇」相關小說中的「烽火」與「離亂」。在早期文本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傳》、《胡少保平倭記》,多傾向於使用抗倭將領及其幕僚之見聞,敘事上較為樸實,有「補史」的時事意義;但由於平倭名將胡宗憲與權臣嚴嵩有一定程度的依附關係,也有被視為反派的情況,如《綠野仙踪》、《玉蟾記》等,相對地「嘉靖大倭寇」中佔據領導主體的中國人盜魁徐海、王直等人(假倭),也退居二線,由日本人(真倭)擔任領導,可謂模糊史實。另一方面,包括《雪月梅》、〈楊八老越國奇逢〉等,則敘述了中國人作為「奸細/俘虜」的雙重身份。

論文第三章以「王翠翹故事」和世情小說為主。「嘉靖大倭寇」中還有為國捐「軀」的女諜粉墨登場,那就是以「公私兼盡」而作為型世楷模的「王翠翹故事」,從傳奇體、擬話本體到章回體,訴說著官方話語以外的集體記憶,也強化了性別「邊緣」對於道德「中心」的板塊擠壓,其關注亦為嚴肅。然而,隨著傷痛的遠去,「倭患」成為才子佳人小說中的娛樂資本,包括〈風月相思〉、《玉樓春》、《雪月梅》、《綺樓重夢》、《玉蟾記》、《繡球緣》以及《玉燕姻緣全傳》,在兒女、英雄的小說類型整併下,強化了才子「文武全才」的不俗身手,平倭成為取代科考以外的功勛,可見小說家不拘史實的想像力拓展。

第四章則討論「萬曆朝鮮戰爭」下,沿海編氓視「倭」為「魍魎不可知之物」,促成了神魔化的敘事傾向,有跨海擊殺敵酋的情節產生,代表作品以〈斬蛟記〉、《野叟曝言》為主,豐臣秀吉不僅被想像為中國出身的孽龍,同時帶有異端之傾向,渡海之戰映射著一場「宗教的戰爭」。另一方面,對治「非常」之物亦須有「非常」的方法,翻江倒海的鬥法於焉成為抗倭戰爭中的熱點,包括《升仙傳》、《玉蟾記》、《雪月梅》等作,出現了劍仙、玄女、黃石公,然其由「殺」到「生」的慈悲之念,則又反面訴說著中國面對倭患的「望洋興嘆」。

第五章析論甲午戰前的清代小說,以遺民之思及殖民帝國的登場為主題。明清鼎革,明遺民基於對「倭患」的痛惡及對「日本乞師」的不信任(此三桂之續也),有反寫乞師者為奸佞的文本,如《女仙外史》、《水滸後傳》,乞師者由效秦庭之哭的孤臣,變成「燕藩」及「奸臣」,小說家以「妖婦」、「賊寇」的反反者不為反,控訴滿清入關的不正當性。此外,在甲午戰爭以前的歐洲列強,也在海防經驗的因襲之下被寫成「逆倭」,象徵著中國人面對時代變遷的遲鈍,代表作品為《花月痕》,書中「逆倭」與「太平天國」及西北回亂的勾結關係,不啻為清朝版本的「北虜南倭」。

第六章介紹乙未戰爭相關小說。甲午一役由於大陸戰場乏善可陳,反而是臺灣在劉永福坐鎮之下,拖延住了日軍的接收行動,鼓舞中國大陸人民,有「劉永福」系列小說(《劉大將軍平倭戰記》、《臺戰演義》、〈劉大將軍平倭百戰百勝圖說〉)及《臺灣巾幗英雄傳》的誕生,寫出了「滅倭必矣」的樂觀想像,可謂時事小說之異調。而特別的是,《臺灣巾幗英雄傳》由孤臣遺孀克紹夫志,延續著臺島對抗倭寇的堅決意志,映襯的是淮軍「和倭」的妾婦之容,小說家在「邊疆」、「女性」、「布衣」等不同身份上尋求重振中華乾綱的秘訣,使得「中心」與「邊緣」之間的位置,再度出現充滿張力的辯證。

最後是第七章,甲午戰爭相關小說的理性檢討。早在甲午戰後不久,書坊主即重新刊刻《蜃樓外史》,該書實作於牡丹社事件前後,以嚴嵩、趙文華勾結島夷故事,影射李鴻章父子對日的卑躬屈膝,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再度問世,其諷刺易味不言可喻,卻非直指核心的檢討。在經過時間沉澱以後,小說家方能理性反省中國何以戰敗,日本如何強盛?代表作品為《中東大戰演義》(又名《說倭傳》),透過「中」、「東」的並置,標誌著中國由「天下」到「萬國」的醒覺,至此明清小說「倭患書寫」亦劃下句點。綜合來看,由明至清,「倭患書寫」之相關敘事,除了輻射出海洋視野的社會學材料外,更能映照著不同階段的小說發展,並帶給我們總結歷史教訓的省思。

🥉
第三名

吳曉昀博士
道與政之間:戰國到西漢晚期的孔子論述研究
【論文摘要】
本文將文獻中關於孔子形象、地位的言說,視為論者藉由詮釋「孔子」所作的一種論述,並探討這類論述的形成原因與發展脈絡。在此視角下,本文探問:戰國到西漢晚期之間,人們如何藉由塑造各種不同面目的「孔子」,討論「孔子」在政治中應有的身分定位。本文的研究,既在歸納共同預設與議題之中,呈現出個別語境脈絡內的共相與互動;也藉由分析異同與變化,連繫出跨越語境脈絡的思想史線索。

本文觀察所得,可分為兩方面簡述:

其一,本文提出探討「孔子論述」的三個主要層面。首先,探討特定語境中一般人言及「孔子」時普遍預設的關注面向,乃至其所融鑄成的象徵意義――如戰國時代的關注使「孔子」成為「博知評論者」的象徵;而西漢初、中期儒者的論述又使「孔子」成為一名「為漢制法」的人物。再者,探討該象徵意義與其他關鍵詞的連結,乃至其所拓展出的主要議題――如戰國時代人們將「孔子」與「聖」連結,討論「孔子」在政治秩序中應有的身分定位;而西漢儒者則將「孔子」與「王」和「天」連結,說明「孔子何以具有涉入政治的正當性」。至於第三種層面,則是後設地探討孔子論述作為一種言說行動的特質――例如戰國孔子論述的對話性,以及西漢孔子論述所呈現的主體間性――,藉以觀察其對於所處歷史語境的影響。

其二,本文分析了戰國到西漢晚期對於「孔子」之政治身分的討論,呈現其中論述者對於學政關係、乃至道政關係的思考。戰國諸子的意見,有主張「孔子」應該分享部分決策權的「聖臣孔子」說,以及僅僅同意「孔子」議政之合理性的「賢臣孔子」說。孟、荀所主張的聖臣說認為道與政二者本質並不相分,且「孔子」將能夠同時回應道與政兩方面的需求。而韓非所主張的賢臣說,則認為道與政本質即不相同,且政治秩序中不應該有兩套並行的意義標準。後者的內在思想在秦政權治下簡化為否定「孔子」議政的合理性。由此,西漢初、中期儒者看似極端尊孔的「素王孔子」說,其實是想要以一種「擬君」的身分定位,在君主集權之新政體中,疏通「孔子」分享決策權的正當性。面對儒者的尊孔論述,漢政權在維護政體綱領以加強皇權,以及順應天下民心以鞏固政權兩方面的考慮下,既接納了「孔子」議政的合理性,又否定了使「孔子」得以分享權力的身分設定。由此,既可以看到戰國到西漢儒者使道與政並存、學與政合作的一貫目標,也可以看到傳統政治思想中兩股相抗亦相權衡的脈絡,更可看到「孔子」在道、政互動時作為中介的特殊定位,乃至其於傳統政治秩序中之重要地位的開端。

🥉
第三名

賴位政博士
桐城派「山谷觀」及其詩學意義
【論文摘要】
「桐城山谷觀」討論桐城派對黃庭堅詩學的理解,為清代古典主義詩學的一頁。自錢基博、錢鍾書父子提出「桐城亦有詩派」後,該命題隱隱與胡適的文學進化論形成「遺形物-不變者」2種傳統觀的對峙。本文承二錢遺緒,聚焦「三祖-四傑」,通過「描述-解釋-評價」,梳理該派師法山谷的事實、原因,並具論得失。

通過「文學功能」、「風格境界」、「理想創作主體」及「學詩方法」等提問,本文揭示:桐城立足《詩經》學,強調教化的「詩之用」;因「伸剛絀柔」,而求偏於雄奇的「詩之神」;一脈相承「不自命為詩人」的創作主體觀;「才-學」辯證的學詩之法及「以性代才」的後來轉向。昭彰其所以悅納山谷詩學的根本原因,且呈現其發展轉變的軌跡。

桐城師法山谷,旨在上窺杜甫,欲藉「由宋返唐」,成就「鎔鑄唐宋」,對抗「惡俗競起」。其「山谷觀」奠基觴於「山谷質地」的認識,延伸出「蘇黃之別」與「山谷學杜」的論爭,再昇華至「學古脫化」的理念。由於「以奇為尚」的「詩之神」,桐城偏好前中期的「山谷體」;又受「李白才勝,杜甫學勝」的觀念影響,「以李比坡,以杜擬谷」,致使取谷而去坡;更從「山谷學杜而不似」中,提出先「求與俗人遠」、再「求與古人遠」的「學古脫化」。

然而,亦由於該派之審美傾向,桐城並未領略山谷的「晚造平淡」與「自然法度」。「李才杜學」的框架,更導致其偏離「不自命為詩人」的主張;在「山谷學杜」上,也忽略山谷僅得杜詩韌瘦一體的事實;參照黑格爾的「質量互變規律」,更發現桐城學詩理論無法說清由力學而增益才能的「特限度」。儘管桐城未必實現「鎔鑄唐宋」的理想,但其竭力回應時弊、承繼古典的奮鬥歷程,仍對當代人省思傳統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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