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賢博士論文獎
第五屆 （106年）
為感念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先生之素心志業，獎勵優秀中文學門博士論文
第五屆得獎名單
鎮澄(1547-1617)，字空印，別號月川，是晚明五臺山相當重要的一位學僧，著作頗豐。當時的佛教居士錢謙益(1582-1664)曾稱他為｢萬曆中五師之一，北方法席最盛｣，評價甚高。此前學界的研究主要著眼於兩個方面：其一是他所編纂的《清涼山志》，其二是所著《物不遷正量論》在晚明叢林所引起的思想諍論。然而，除了上述兩部作品之外，經多方考索，晚近筆者尚發現了其他存世著作共十部。本論文即是在這些新發現的文獻基礎上嘗試對於鎮澄及其思想展開進一步的研究。
除緒論及結論兩章以外，本論文正文共分為六章。第二章考論鎮澄的生平、交遊及師弟關係。過往對於鎮澄生平的研究，大都只是依據特定傳記材料略加摘示，從未有對於傳記內容進行考實，乃至批判性研究的成果。本文則是第一次綜合眾多文獻史料，對於鎮澄生平、交遊及師弟關係，進行較為全面且詳盡的梳理，進而從人物關係網絡的角度，釐清鎮澄在晚明佛教發展史上所佔據的位置。第三章則是針對鎮澄相關存世著作，依傳統文獻學的規範，進行考錄。由於其中絕大部分的作品，目前都深藏在各地圖書館，未經學者研究，因此，進行文獻學的基礎考察，是非常有必要的。其次，在第二章中，筆者嘗試透過梳理鎮澄交往的對象，從人際網絡的角度考察鎮澄在晚明佛教發展史上所佔據的位置，在此章中，則企圖以鎮澄相關著作的主題與性質為線索，對於鎮澄在晚明學術圖像中的位置，再提供一個比較概括性的觀察。第四章處理的問題則是鎮澄的歷史形象的接受問題。主要討論的議題有二：第一個議題是延續第二章的討論所衍伸出來的，亦即在憨山德清與龍膺兩人的筆下，鎮澄所呈顯出來的形象，有很大的不同，本文嘗試探討這兩種形象的差異，並對造成差異的成因，提出可能的解釋。第二個議題，則是就宗派歸屬的問題，針對目前學界對於鎮澄最新的基本認識進行檢討，亦即是將鎮澄視為是晚明北方五臺山的華嚴宗僧人，並且下開了清代北方一支相當興旺的華嚴傳承法脈這樣的說法。筆者認為關於此點，還有深化討論的必要性。第五章則是透過研究《物不遷正量論》此部較為學界所熟知的鎮澄著作，嘗試顯題化其學思根本方法。第六、七章則分別以《楞嚴經正觀疏》、《攝大乘論修釋》兩部新出的作品，討論鎮澄對於他宗學說或主張所提出的批判。第六章討論鎮澄對於天台教學｢借別名圓｣的行位說，以及｢性具染惡說｣、｢無情成佛說｣的批評。第七章則是討論鎮澄對於｢同處各變｣說、｢因果俱時｣說、｢四變句義｣說三種相宗學說或主張的批評。
最後，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對於鎮澄在晚明佛教史，特別是思想史上應有的地位與價值，提供更為深刻的認識與反思。
本文主旨在說明，越中地區的王學自明中葉以迄明末的發展中，逐漸接受佛教思想，並因此改變自身宗教態度和信仰活動的過程。首先，越中地區的陽明學由王陽明、王畿開創，接著由周汝登、陶望齡、陶奭齡接續。黃宗羲《明儒學案》將周、陶二人編入泰州學派，無論在師承、地域、思想上均有疑問，故本文對越中王學的歷史進行考察，以還回此一學術傳統的原貌。此外，越中地區是晚明佛教復興的重鎮，王學學者與佛教高僧頻繁交往、支持彼此活動，帶動了兼修王學和佛教的風氣。在哲學上，由於周、陶以降，越中學者持續闡發無善無惡說，使得陽明學和禪宗思想的著重點有所重疊，彼此的差異日益模糊，許多人開始相信雙方的宗旨是相同的。因此，陽明學哲學內部的發展和佛教復興的時代趨勢結合，促成一種複合式的思想系統和宗教實踐。陶望齡和陶奭齡是陽明學講會的主持者，也是篤信佛教的虔誠居士，他們的哲學思想、學佛歷程以及他們所建立的學術社群，具體呈現越中地區王學和佛教結合的時代風潮。最後，本文試圖從越中王學代表人物的佛教論述當中，考察其宗教觀念的轉變，說明當中所蘊含著的文化保守傾向與多元宗教參與的意義。
本論文題目為「晚清以降《三國志演義》故事新編研究」，主要是為了解決三國故事經典文本的續衍問題──既然《三國志演義》早已被奉為文學經典，何以還有人願意碰觸三國歷史題材？──晚清以降，出現了不少小說作者，藉由不斷地改編、重寫來建構他們自己的、時代的三國英雄及三國史觀。同樣屬於三國題材的創作，它們不僅常常修正《三國志演義》的諸多觀點，甚至直接挑戰／解構《三國志演義》的意識形態。諸多續衍問題始終無法在既有的學術研究資源裡，獲得適切的、合理的且整體的解答，甚至連晚清以來三國題材的改編、重寫的作品調查都付之闕如，顯示出這個議題仍有待進一步關注與重視。
本論文以陸士諤、周大荒、南宮搏、陳舜臣、陶然等五位小說家的三國故事新編作品為主，這五位研究對象橫跨了中、港、臺、日四地，應可建立起晚清以降亞洲「三國」圖像的初步框架，為三國相關研究做出一些具體的貢獻。具體而言，本論文分為三大區塊，其一、解讀這些作家作品文本內涵。其二、回應三國故事何以被一說再說。其三、建立起晚清以降三國故事新編的脈絡。解讀、回應與建立是本論文之所以存在的緣由。
本論文研究中日戰爭期間，梁鴻志維新政權與汪精衛國民政府治下的詩詞作品；探討處於「戰時主和」的漢奸罵名與悖德情境之下，古典詩詞如何表述的問題；進一步說，考察彼等詩詞與中國詩詞史上各種範式暨情境結構之間的關係，探尋「主和話語」的意義所在，給予梁汪政權詩詞一文學史上的定位。
由於「戰時主和」的行為，普遍受到貶抑與不齒，且中日戰爭之際，近代國族主義與傳統夷夏之防已然做成連結，「主和」「低調」，彷若失語。故為有效凸顯並探尋該議題，本論文以三個方法推進論述。
首先，考察梁汪政權成立初期，諸人的和平理念、政治話語與其詩詞所涉之典故體系，從中建構一「主和話語的譜系」，作為「主和」的認識論基礎，建立出「主和話語」其來有自，有其理據與體系，絕非無源之水的認知（第一章）。
其次，置身淪陷區與偽政權，多數人並不願意讓自己參與這一受到貶抑不齒「主和話語」中；他們既不願意贊附「和平運動」，又無力公開的反抗，故表現出一種游離與超然的姿態；筆者以「淪陷」與「易代」互為參照的角度，指出政權交替之際，遺民文學與淪陷區文學中那些遺世獨立、懷古鄉愁、風花雪月的詩詞風格，其實是同樣情境之下的創作。故主張淪陷區的文學，就是易代之際的遺民文學。以此視角，排除那些不願羽翼和平運動的詩詞作品（第四章）。
第三，得前「主和話語」的認識論基礎，與類似佛經判教式的切割後，本論文遂得以站穩腳跟，逐步分析「主和話語」如何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更動其詩詞表現與言說方式，微觀地考察「主和話語」之發展。故得下列三章：一是面對談判對手日人之失信與傲慢，弱勢的汪等在詩詞中如何應對與說服（第二章）；二是太平洋戰爭既起，國際局勢的驟變，從汪諸人如何藉由詩詞唱和的「中國詩用」場域，藉由典故的詮釋與改寫，勸汪精衛更易對日方針（第三章）；三是抗戰勝利，「和平運動」失敗，從汪諸人身陷囹圄；研究諸人的庭訊論辯與獄中詩詞之間的關係，探討「主和話語」的終末之姿（第五章）。本論文五章間之關係如上。
若以各章的時間列次，第一章研究和平運動初期的理念、宣傳和平的詩詞、梁鴻志與汪精衛的贈日人詩，討論彼等的主和理念的初衷，對內對外的宣傳策略，與如何塑造所屬政權的正統性之過程。
第二章處理1940年11月30日汪日簽約之際，趙尊嶽所作的〈鷓鴣天宮體八首〉。透過研究條約談判的檔案與考索詞作的典故脈絡，分析趙尊嶽如何以詞體與宮體，形塑汪政權與日謀和的自我形象。
第三章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從汪諸人如何轉化荊軻自我犧牲的形象，說服國人信任和平運動；第二部分，是珍珠港事變後爆發，任援道、龍榆生、李宣倜以題詠《易水送別圖》為名，透過對「荊軻故事」的再詮釋，勸汪精衛修正對日方針。兩部分互為對照，可見主和話語不但對民眾宣傳，同時也逆向成為對政策之建議。
第四章研究汪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李宣倜雖仍擔任汪政權要職，其詩詞內容卻明顯從一名和平運動的支持者，轉向以退隱與田園自期的形象。實際上，汪政權成立初期，文人間亦不乏類似表態，但直到汪精衛對英美宣戰之後，李宣倜這類文學表現才大量湧現。本章以「淪陷／易代」作為視角，將彼等排除在主和話語之外，同時也藉由易代之際的遺民文學風格，對淪陷區文學有更深化的定義。
第五章分析抗戰勝利之後，從汪諸人在獄中所作詩詞與在漢奸審判之際的庭訊論辯之間的關係。比較制法過程、法理邏輯、法庭論辯，與諸人羈囚之際一系列憤懣、自清與釋懷的心理過程，從中探究和平運動的「主和話語」所呈現的最後模樣。
綜上五章，歷時性的呈現古典詩詞在面對戰時求和的委屈情境，與漢奸罵名的絕大壓力之下，各種表現方式與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