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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

張俐盈博士

清代「李詩學」研究

【論文摘要】
本文以「清代『李詩學』研究」為題，嘗試將李白從依附杜甫的論述中獨立出來，討論清代文人對李白及其詩歌的接受、詮釋與批評，並從李詩批評的歷時發展軌跡中，找出清人評論的洞見與侷限。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背景及目的，提出論文主題「李詩學」之義界，同時回顧學界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並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確立以箋注、詩選本、詩話三個面向為研究範疇。

第二章為「清代詩學中的『李詩學』發展脈絡及其意義」，試圖從清代各階段的詩學發展中，找到李詩批評的相應位置。清初文人一方面以實學考證李詩，同時也以比興解讀李白詩中的飲酒、遊仙，而王士禎以李白〈夜泊牛渚懷古〉作為神韻詩學的典範，則為此時研究的轉折。清中葉由官方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對李白集注的討論偏向版本考據，而由沈德潛、袁枚、翁方綱領導的各家詩學，分別從格調、性靈、肌理等角度詮釋李詩，豐富「李詩學」的內涵。清代後期受到宗宋詩潮的影響，李詩批評幾為掩蓋，然亦見文人透過與傳統對話而提出新聲：方東樹分析李詩章法，指出學習的門徑；劉熙載以「放言實是法言」詮釋李詩表、裡之別；龔自珍提出「併莊、屈以為心」，突顯李白不受羈縛的自由靈魂等。這些突破重圍、自成一格的論說，使清代「李詩學」展現熠熠光彩。

第三章為「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的詮釋與空白」，以清代唯一的李詩注本為討論核心。首先梳理清以前李集的輯佚、編纂與注本得失，接著討論王琦的輯注動機、序跋內藴與箋注體例的選擇，從而得出王琦輯注《李太白全集》的詮釋觀點，並非官方認可的主要路線。然而他區分「闡釋詩旨」與「釋事忘意」兩種注解方式，以及適時保留空白不注的詮釋策略，均能有效彰顯李詩特質。本文也因此確認「注李寥寥」與「抑李揚杜」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

第四章為「清代唐詩選本對李白詩的揀選與評釋」，依據編選者與閱讀者的身份及目的，分帝王、士人與童蒙三層級進行討論。其中，帝王與士人皆有意透過選詩樹立詩教範本，所選李詩卻不盡相同。前者或反映王朝盛世之音，或鎖碼詩人的忠愛情操；而以沈德潛《唐詩別裁集》為代表的士人選本，在不違背政教價值的前提下，審美並樹立典範，呈現更為多元的詩學觀。相較之下，童蒙讀本較不受朝廷權力支配，主要選錄明白曉暢、貼近尋常生活體驗的詩篇，而規避李白諷刺時政、言多諷興之作。此外，本章也透過與清以前唐詩選本的比較，梳理李白14首名篇受關注的時機與緣由。

第五章為「清代詩學中的李白詩歌體式批評」，分析清人對李詩各體批評的審美標準與詩學意義。古詩著意闡釋李白〈古風〉與古題樂府的內涵，七古於縱橫變化之中，亦掌握深遠藴藉，此皆反映清人崇實的學風；絕句以李白學習樂府民歌，且言盡意不絕的特質，而推為唐人第一；律詩以詩意高妙勝於對偶精工的標準，肯定李白「以古為律」之作。整體而言，清人透過與前朝詩學的對話，抬高李白復古詩人的地位，展現更為開放、多元的詩學觀。

第六章為「結論」，一方面統整全文研究心得，同時總結出清人建構「李詩學」的三個基本框架：崇尚實學考證、進行政教倫理解讀，以及提出抒情審美批評。此外，對於尚未觸及而值得進一步深耕、思考的議題，提出簡單的分析與展望，作為日後研究的指標。

🥈

第二名

吳孟謙博士

融貫與批判：晚明三教論者管東溟的思想及其時代

【論文摘要】
本論文是以晚明三教論者管東溟（志道，1536-1608）為核心的思想史研究。管東溟活躍於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一個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社會秩序快速變動、價值取向多元複雜的年代。管東溟在此一多音複奏的時代氛圍之中，融貫三教、旁通群籍，對孔學進行創造性的詮釋；同時批判時學之流弊，建立起獨樹一幟的思想體系。在原始文獻與前行研究的充分掌握下，本文將管東溟的思想置放在其人之生命實踐、時代處境與學術傳統中，兼顧「知人」、「論世」與「析理」諸面向，嘗試更深刻而立體地闡釋東溟思想，彰顯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與價值，也藉此映射出晚明思想界的多重面貌。

在朱子學與陽明學俱衰、三教交涉密切的晚明思想界，探尋嶄新的學術出路，成為眾多學者的挑戰；而「超脫意識」與「倫理意識」的拉拒，更是學者求道歷程中無法迴避的生命課題，由此亦開展為「出世」與「經世」、「悟」與「修」、「心性」與「禮教」之間的辯證與抉擇。管東溟的學思經歷深切地體現了上述的學術風氣；而他所提出的論點、所使用的語彙，則往往不拘限於理學乃至三教的固有範疇，具有高度的原創性。大體而言，東溟借重佛學（特別是華嚴學）的豐富資源，以充拓儒學（特別是易學）的義理世界，使之相通於大乘菩薩道；但在打破三教藩籬的同時，又極力維護綱常名教，針砭心學弊端，甚至欲透過表彰明太祖，恢復明初嚴格的禮法秩序。他集三教論者與禮教主義者於一身，「超脫意識」與「倫理意識」，在其思想中以「圓宗方矩」的論式得到巧妙的融合。

處於眾聲喧嘩的晚明思想界，東溟的嗓音雖然極為特出，卻也頗顯寂寥，入清以後更遭受邊緣化、異端化的命運，逐漸湮沒無聞，直至當代方引起少數學者的注目。然而其思想的辯證性與豐富性，置諸宋明理學史、三教交涉史、居士佛教史、華嚴思想史、易學哲學史乃至四書學史上，均不啻是一座卓然挺立的豐碑。本文通過紮實的文獻整理、史料運用與義理解析，拂拭歷史的塵埃，不僅揭明東溟個人的思想，對有志於探討上述主題者，亦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

第三名

鄭倩琳博士

先秦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兼論儒道關係

【論文摘要】
本論文以「先秦至魏晉孔子形象之道家化歷程──兼論儒道關係」為題，旨在研討先秦到魏晉時代，孔子形象逐步道家化的現象及其思想意蘊。在《莊子》內篇中，莊子創造了「道家化的孔子」，這位「孔子」已意識到自己的侷限，他努力以心齋自修，代表著由凡人邁向聖境的追尋。莊子後學中，或據內篇之一端批評孔子，或據內篇之另一端納孔子入道家，兩者都可以在內篇中找到根源。《莊子》外雜篇中的孔子形象複雜難解、方向不一。外雜篇中的孔子有時是「求道者」，有時是「體道者」；有時被拒於道門之外，有時又與道者並駕齊驅，甚至凌駕於脩渾沌氏者之上，甚而還有法家氣味的黃老道家孔子。孔子形象隨作者的立場而改易。在《呂氏春秋》中，孔子以求治為目標，他因順時勢、見小知大；強調盛極而衰、物極必反；將「誠」的發用，化為統治之術；論「無為而治」時引用老子之言，儼然成為會通儒道之人；而在〈精諭〉的塑造下，孔子與溫伯雪子同列為與天符同的聖人。在《淮南子》中，孔子以「精誠」感動民心，他能通權達變、不化應化，強調「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淮南子》承繼了《老》、《莊》之理，卻選取了孔子作為體道應世的代表，在其詮釋下，孔子已成為儒道共通之聖人，具有黃老道家色彩。在《列子》中，「道家化的孔子」境界更通透圓融，其「道行」也較《莊子》中的孔子略高一籌。這位孔子已上臻憂樂兩忘、有無俱遣、刳心去智、融通大道的境界，其道家至聖地位更加穩固。在「道家化孔子寓言」與「經典注釋」之間的關聯方面，王弼與《淮南子》兩者所論之孔子形象同出於《莊子》，自然有相應之處；而郭象《莊子注》與《淮南子》對《莊子》的詮釋形態固然有異，但是兩者的「孔子形象」亦有許多重疊的部分。

各書中的孔子形象，正反映了不同階段的儒道關係：先秦時，在《莊子》內篇中，莊子透過了孔子形象，溝通了方內與方外之間的隔閡。處於迷悟之間的孔子，似乎也象徵了儒道的關係，既有衝突的一面，亦有會通互補的可能。而《莊子》外雜篇中，〈盜跖〉、〈漁父〉等篇反映了儒道之激烈相爭；而孔門對話及孔子為道家評論人的文字，則反映了儒道之緊密結合。秦漢時期《呂氏春秋》與《淮南子》中的儒道會通，是立基於「王治」的政治目標所作的結合。「道」必須下落為治世之「術」，是以二書多以孔子的事例或言論來佐證黃老道家之理，這是書中常見的儒道結合模式。在魏晉時期，相較於前面所提之典籍，《列子》中「孔子」已完全是貫通儒道之玄聖，「孔子」之人格境界已真正超越了「儒道之是非」。而在《論語釋疑》與《莊子注》中，王弼與郭象藉由「經典注釋」的方式進行儒道會通。最後，《孔子家語》中孔子的道家色彩，反映了先秦到魏晉時期儒道交融的情形。《家語》雖是歷來資料之整編，但編輯者在整理的過程中，已反映出內心預設的孔子形象，正是儒道兼融的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