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104年) 四賢博士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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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104年) 四賢博士論文獎

DISSERTATION AWARD

四賢博士論文獎

第三屆 (104年)

為感念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先生之素心志業,獎勵優秀中文學門博士論文

第三屆得獎名單

🏆
第一名

羅健蔚博士
鄭玄會通三《禮》研究
【論文摘要】
東漢的鄭玄有「通儒」的美譽,於遭黨錮之禍時遍注《周禮》、《儀禮》與小戴《禮記》,並會通彼此,使其體系化而成為一有機之整體。其意圖是在廓清「周公制禮」的內容與精神,以做為統貫六經的脈絡,也為漢末衰世提供一套足資借鑒、重振綱紀的治世藍圖。

鄭玄的會通是選擇《周禮》做為取捨、統攝其他二《禮》的核心依據。他認為《周禮》是周公所定,承載了周公秉受天命與文、武兩位聖王之意而制作的「周禮」,故與《儀禮》同樣具有神聖性與合理性,彼此不存在衝突,相異處只是側重的面向不同罷了。漢人本以《儀禮》為「禮經」,鄭玄為了將《周禮》抬升至核心,就必須重新定位兩部禮書的關係。他利用天子王朝之禮與諸侯國地方之制的關係,初步賦予彼此不同的屬性,又利用「經禮、曲禮」與「吉凶賓軍嘉」五禮的架構,將「經禮」置換為《周禮》,《儀禮》則移挪至從屬的地位。

至於《禮記》,雖屬傳記,但它對鄭玄以「周禮」為目標的禮學建構,提供不少助益,也產生不少干擾。助益處在於:其中有關禮義的論述文字,可以取用來說明或賦予其他二《禮》在官制、禮典上的制作意涵;記錄虞夏商周歷朝禮制的資料,可取來做為進一步比對周禮與非周禮記錄;而大量不見載於《周禮》、《儀禮》或從不同面向來敘述的禮制儀文,可補充其他二《禮》的細節,令鄭玄所欲廓清的郁郁周文之面貌更為完整。至於帶來干擾的記文,以〈王制〉與〈月令〉為最,這兩篇記文的內容長期被漢儒視為「周禮」,甚至肯定為周公所作,這對鄭玄以《周禮》為核心所建構的體系,造成根源性的威脅。鄭玄採以經駁記的進路,動搖全篇皆是周制的權威性,又標誌其內容有虞夏殷等前王之禮,還有東周衰世之法及暴秦之制,反映的不盡然是王道,有「雜糅」的撰述特質,摧陷其神聖性。

對於《禮記》其他記文,除去違僭之禮不計,鄭玄多是以「周禮/非周禮」來界定其屬性;此等方式,鄭玄予以規律化,成效超越了前人,因為驗核「周禮」的主要依據定在《周禮》與《儀禮》,又明定「周禮之正」唯有周公所制之禮,而非國祚八百年間的任何記錄,令標準與體系的範圍不再游移。然而,鄭玄進一步細分《禮記》內那些不屬周制的前王之禮究竟該歸於何朝何代時,判定結果依舊不完全合理或明確,因為多是從「相對的角度」舉證,故有強分或臆測之嫌。不過,這對鄭玄的禮學建構並不妨害,因為他對「非周禮」的鑑別不是為了「排除」,許多界定為「非周禮」的材料,仍然在「因革損益」的觀點之下,對「周禮」的面貌做了相當的補充。這種融通、不對立的操作方式,是鄭玄會通的一大特質。

鑑別「非周禮」的材料後,鄭玄將三《禮》其餘的紛歧,視為是「周禮」在不同面向上的書寫。他透過「互注」、「互證」來疏通彼此,在勘誤、訓詁、補充、申明,調和、以及界定屬性及關係等種種具體操作中,展現三部禮書的記錄如何在多向且反饋的作用裡,貫串為縝密的一個體系。

鄭玄又透過「禮例」與「推致」來推演與會通禮文。操作概念來自禮的有序性;若能類聚一系列相關的儀節或器物,排列並了解其次第變化的規律,紬繹隱伏在當中的邏輯,就彷彿張開了一張網絡,不僅可以將禮書間的材料一一歸位,達到會通的效果,更可據有推無,為那些不見載的禮制儀文推演出可能的、或必然的樣態。這些方法是承繼西漢經師而來,但鄭玄擺脫從《儀禮》來推求的單一進路,而在「會通」的基礎上,深掘了更多的原則與線索,擴大了推演的面向。

鄭玄亦利用讖緯來組織三《禮》在天地神祇與相關祀典等體系上的紛歧無序,以期會通彼此。得以如此操作,在於三部禮書對這類材料的書寫,除了追述西周祀典,也摻入許多戰國時期的新信仰與宇宙觀,史實與擬想交雜,而這些又一併成為日後讖緯學說與漢代官方祀典的建構來源之一。鄭玄無法明辨其間的發展歷程與差異,又囿限於漢人以緯書為內學的經學傳統,故有所應用。

最後,是檢討鄭玄會通三《禮》的得失,以及在後世三《禮》學的發展與影響。檢討得失的角度,筆者認為不該聚焦在鄭玄的詮釋是否符合西周的史實,畢竟三部禮書在撰作上已積累不同時代的制度,又經過理想化的改造,不全然是實錄;而鄭玄所處的年代,尚缺乏足夠出土文獻以辨明禮書記錄與西周史實的差距,故堅信之而據以會通,成果自然有誤。應該改以經學傳統的立場來檢討,了解鄭玄會通三《禮》成一體系的意義是在標舉一套「價值」──一套秩序井然,結構穩固、關係明確,有致太平之功的盛世禮制,因此檢討的視角應該回到體系內,觀察鄭玄操作會通的諸種方法與步驟,是否合理地疏通分歧與矛盾,令體系內的秩序穩固合宜,後續才是檢驗這些會通方法是否曲解三《禮》的本然意義,或掩蓋了禮書的哪些撰述特性。

🥈
第二名

佘筠珺博士
臨場展演與書寫技藝:社交視域下的夢窗詞
【論文摘要】
文學體製的形成是構成文學典律的形式要素,回歸到文體生成的社會文化脈絡,則能從多種層面來探究文體的表現力。詞體的生成場域,既有歌舞酒席的應歌之作,亦存在各種類型的社交情境,本文以夢窗詞作為分析南宋中晚期社交詞的主要對象,討論江湖詞客以詞投獻、以詞會友的社會現象,由此論述夢窗詞對於傳統詞風的繼承與創新。論文從三個方向來談:

第一、關於江湖詞客名聲流播的模式。吳文英身為江湖詞人的身世背景,需要遊謁四方,填詞是一種特出的「技藝」,從個人的交遊圈為起點,逐漸在公卿間揚名,乃至於詞壇的選本評論也關注到其作品。例如,吳文英無論是和權貴、詞友大量的酬贈唱和,或是和沈義父論詞而留下《樂府指迷》的論詞標準;或者和周密的交遊影響到《絕妙好詞》的評選;還有張炎在宋元之際對姜夔、吳文英的推崇而有《詞源》的評論。作者的實際交遊圈、創作名聲乃至選本、文學評論的文學地位,這幾個不同層面彼此是互相關連,而不是各自孤立的。

第二、關於文學典律的形成與新變。典雅詞的書寫特點,在於詞家豔情軟媚的體例,本文不從體製、篇章結構來談,而從影響關係來看夢窗詞對傳統的繼承與創新,尤其是清真詞和白石詞。清真詞在《樂府指迷》受到極高的推崇,白石詞在其當世乃至於南宋中後期的江湖或臨安詞人群,各在不同的層面得到極高的評價。夢窗在語用模式和內容意境上有明顯從清真詞轉化而來的痕跡,其個人風格則以「前典後續」的形式來運用典故,又以「切題法」扣合題目,形成意象與意象之間的多重呼應。夢窗以追悔之情來呈現情詞,並有大量的社交之作,反映了南宋中葉社會的富足和文人的生活情態。換言之,夢窗對於傳統的深化在於豔情書寫的掌握,至於社交詞則是因應新的時代環境而產生的創作類型。

第三,關於社交感的情境書寫及文學定位。不同的社交場域有各種細微的牽動變因,詞體從社交實境進入創作領域,會因實境或虛寫而呈現出某種社交感,或是調笑情調、或是投獻恭維的華麗描寫、或是登臨遊覽的古今慨歎、或是送別的祝賀和傷感;社交場域實際上提供了參與者「彼此觀看」的背景,因此社交書寫不只描寫所觀之物,還寫觀物之人以及社交背景。夢窗具有察覺環境細微差異的敏銳度,加上擁有細緻而精準的筆力,這些豐富的社交詞表現,在兩宋詞人來說是極為特殊的。文中討論南宋中葉社會上的詞學社集和群體造成的書寫風潮,並透過夢窗詞序和詞作內容去呈現臨場展演的社交情境,比較不同情境中產生的社交感,最後討論如果將社交詞的生成,放在抒情傳統的脈絡下,社交詞往往有具體的針對對象,抒情主體在社交詞中呈現弱化的情況,所以典雅派的社交詞實際上偏離了抒情傳統。

江湖詞客這種俯仰由人的身份,要在更多的人際限制之下求生存,寒士的生涯和華麗的詞風,本身就具有很強烈的張力,夢窗社交臨場展演的言語調度、酬酢賦詠的實際功能都遠遠超過抒情的目的。南宋末經由夢窗這種精心錘鍊的社交詞,最後因為國家淪亡,失去了足以支持的社會條件,也因此後繼無人。

🥉
第三名

李智平博士
「第一代現代新儒家」馬一浮的「義理學」:在傳統與轉型之間——一個學術史的分析
【論文摘要】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1600-1949」(Constructing Modren Knowledge in China,1600-1949)是近來中西學術界非常重視的議題。本論文關注從「傳統經學」分化到「現代哲學」的一條「學術史」路向,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第一代現代新儒家」成員之一的馬一浮。他奠基傳統學術,重整六藝經術,納西學於學術史的框架內,建立中國式的義理學,與其他新儒家大方接受西學,配合西分專業分科轉化傳統學術不同。

所以,本論文以「學術史」為方法論,研究馬一浮的學術史觀,其特點是將「學術史」、「經學」(馬一浮稱為「經術」)、「義理」鎔鑄為一,我定名為「義理式的學術史觀」,有別於一般學術史家,馬一浮寓道統於學統之上,使學術史兼具了義理性。同時,本論文將完成三個主要預期目標:一是觀察中國近代知識傳播與轉型下,傳統經學分化到現代中國哲學之進程。二是開拓「現代新儒家」的學術研究資源。三是觀察傳統讀書人過渡到現代知識份子之困境、去取、猶疑。

全書具體分成九章,扼要說明如下。

第一章是「緒論」。說明晚清民初學術思潮,與馬一浮的學術定位,以及研究方法與回顧。

第二章是「馬一浮學術思想分期述要」。以其「學術史觀」的建構歷程為分期,兼明學術思想的轉變。

第三章是「推尊經術與釐定史學價值」。從馬一浮評議章學誠六經皆史的學術史觀為始,先確定其態度係反對「六經皆史的學術史觀」、「純粹的學術史觀」,並非反對「學術史」。方法是將學術根源從形下的史學抬升到形上的心性本體,並以此統攝、辨章一切學術源流,開立出「義理式的學術史觀」。同時,馬一浮認為經史位階分明,反對「六經皆史」推尊史學,經史同科。所以,無論治《春秋》或論現代史學,皆重史義大於史實,求善大於求真,而史義、善,都源自六藝的經術義理。

第四章、第五章依次從「學術史」、「義理學」兩個基礎,闡釋「義理式的學術史觀」的特性。

第四章是「奠基『學術史』的六藝論」。馬一浮先等同國學、六藝、經術、義理、心性諸概念,易言之,是合經術、義理、學術史為一,再依循學術史論「經數必為六」,「以六藝為學術門類而非六經」,劉向、歆父子「序六藝為九種」的部次理念,分列諸經傳於「宗經論」、「釋經論」之內,完成以六藝統攝經傳的原則。

第五章是「歸本『義理學』的六藝論」。馬一浮先以一心貫通萬有,建立道統,再依循《禮記‧經解》、《莊子‧天下》所論,作為他學術判教的歷史根據。在義理、歷史根據完備後,馬一浮透過六藝的三種排序原則、仁德的一心分化兩個步驟,完成六藝論的義理闡釋,目的是證成以仁為核心的義理主線。最後,馬一浮再以六藝各經藝間的會通、互攝,並對應現代學術,證明學術互通的可能性,其方法與一般中國哲學史論哲學分期、特性,著重分析哲學概念、流派等,大不相同。

第六、七章則著墨「義理式的學術史觀」統攝傳統、西學術的原則、方法。

第六章是「以『義理式的學術史觀』統攝中西學術」。先說明「六藝該攝一切學術」的原則在「以統攝類」,統之於義理。馬一浮將學術分成「通儒」、「專家」、「技藝」三等次,以通儒為目標,並認為專家有上探於通儒的可能,惟技藝已非學術所括,亦非六藝所統攝的範疇。然後,再以此標準說明「傳統學術」、「西方學術」被統攝的可能性、合理性,末提出「通治門」、「別治門」,作為理想的統攝方法。

第七章是「以『義理式的學術史觀』定位佛、道思想」。先以儒家心性、佛家佛性互通,彰明義理的「雙立儒佛」,但佛學卻無六藝辨章、考鏡中西學術之能力;次以道家為六藝流失,道教是上承古代神先家的技藝之學;最終,堅定歸宗儒家六藝之學的態度。

第八章是「馬一浮的『義理式的學術史觀』對比熊十力的『經學思想』」。熊十力是馬一浮最親近的學友,似是相同的學術理念,實是兩種學術路向,其於復性書院開院前後,學術理念的交鋒可為明證。另如:熊十力不辨學術史的部次原則,混同六經六藝、經傳關係;又重視學術分科而非判教,談哲學而非義理等,都說明雙方學養的差異。至於熊氏「經學即哲學」理念,更開啟後來新儒家們走向純哲學的方便法門。

第九章「結論」。除了總結上述各章,另檢討馬一浮學術史觀未能延續下去的理由,並回歸「中國近代知識傳播與轉型」之傳統經學到現代哲學的過程的主議題,提出本研究反映出的時代意義、議題,以待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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