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

劉柏正博士

讀史與述事：馮夢龍作品之歷史意識與政治關懷

【論文摘要】
本研究以馮夢龍的敘事作品為討論對象，討論範圍除白話小說外，亦包含其歷史著述，其中有筆記、方志、科舉書等多樣作品。研究視「閱讀」與「敘述」為貫串馮夢龍作品的兩大主軸：「閱讀」成為馮夢龍汲取經史知識的來源，也是他敘述故事之時的素材；「敘述」涉及他如何構設故事，並且藉此引起讀者認同而參與其中。通過此一視野，本文首先探問：馮夢龍從閱讀歷史進入到敘述歷史的過程中，如何通過編輯活動將其理念推向公眾世界。其次追問，馮夢龍如何藉由敘述將其政治想像投注於他的各類作品之中。針對以上兩個問題，本論文聚焦於「編輯活動」、「歷史意識」、「敘述話語」、「政治關懷」四個層面的開展，並希望由此建構出馮夢龍編輯與著述的動態演變。

論文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閱讀」與「敘述」作為馮夢龍研究的合理性。論文第二章聚焦於馮夢龍的「編輯身分」，以晚明出版文化為背景，剖析馮夢龍在此一文化語境選擇「編輯」作為自我定位，實際上具有積極的行動意涵。第三章從馮夢龍各種著述的序文中，爬梳其經史學知識與小說觀念間的互摶與交織，論文主張馮夢龍通過控制意義的方式，在「歷史」與「小說」兩種體裁間交互遊走，二者共享相同的敘述話語卻又隱含界線。論文第四章聚焦於馮夢龍的白話小說作品，藉由剖析小說如何敘述，釐清馮夢龍在小說中敘述歷史所達到之政治批判目的。第五章則以馮夢龍的歷史著述為範圍，通過對馮夢龍「官吏身分」的解讀，探討其中蘊含的政治認同，並以此理解馮夢龍對於《春秋》經學的體悟，如何轉化作為他面對當下政治變遷的理論資源。

本論文選擇馮夢龍作為研究對象，並且從「閱讀」與「敘述」切入他一生著作所反映的四個層面，目的在於填補現有馮夢龍研究的空缺，並且對晚明小說和歷史敘述之間的離合關係進行觀察，期能通過馮夢龍的個案豐富我們對晚明敘述文學的理解與認識。

🥈

第二名

饒芷瑄博士

國變·身分與文化認同——曹溶及其作品研究

【論文摘要】
明清之際，士大夫面臨生死存亡及出處進退的抉擇，部分明臣選擇改仕清廷，遂成為身仕兩朝的「仕清明臣」。早期「仕清明臣」的研究，易因其人變節他仕的道德因素，以人廢言，對仕清明臣其人其作的評價不甚公允。即使近來已能專注於該群體在清初政治、文學、史學與文化方面的貢獻與影響，卻僅著墨於少數大家身上，如錢謙益、吳偉業等人之研究；或致力於「仕清明臣」群體之共性研究，範圍廣泛，卻缺乏細緻性的描繪。對個別仕清明臣之文人研究，較乏深入探討。

本文試圖突破上述研究困境，以曹溶為研究對象，探討仕清明臣在易代之際的內心世界，擺脫以往對降清者的道德枷鎖與刻板印象，還其本真的面目。並結合曹溶之文學、史學與譜錄等著作，而不單是集中於詞作上探析作者，乃以較為全方位的觀點審視其國變後之心靈與生命史。

由明臣、清臣至隱士的身分轉化與相互交織，曹溶藉由不同形象以呈現其自我認同感。同時，透過文史之作與蒐藏古物的嗜好，傳承故有之文化，以示其對文化之認同感。

本文論述有四大方向:

首先，以「仕清明臣」的身分為切入點，探討曹溶在明臣、清臣身分轉化上的內心掙扎。先探究明清易代之際，曹氏何以選擇出仕清朝？入清為官後，一方面富含抱負地積極從政，一方面飽嚐仕途上的憂患得失，造成他內在的矛盾與懊悔，漸感倦仕。

其次，聚焦於「清臣」之身分，歷敘其仕宦經驗，起先在京師尚獲重用，其後官途顛躓，一路由廣東外放至山西，再到福建從軍，南來北往的行役仕宦，留下異地書寫的篇章，足以反映曹氏在地方上的建樹，與外放生涯的心路歷程。

其三，以過往「明臣」身分為線索，呈現曹溶即使領取清臣的新身分，卻未曾忘記過往的舊身分，藉由故有的明臣身分以表達其懷想明室的情懷。透過回憶之詩文，以追尋故我、故舊與故國。此外，在歸隱鄉里之詩文中，曹溶更欲塑造「隱士」與「遺民」的形象，退隱倦圃，堅辭不受朝廷徵召，悠遊山林，意欲擺脫以往清臣的官宦形象。

最後，以文化認同的方式，呈現曹溶對漢族、明朝故有文化的依戀，及盡心傳承、護持傳統的熱誠。其中包括錄存明史、搜羅金石書畫、編輯藏書目錄等等，以示對古文化之愛護。另外對文學的提倡，亦不遺餘力，獎勵後進，以詩詞聞名於世，於清初文壇頗有影響力。

綜合四大方向，展現曹溶歷經國變後，透過身分與文化認同的方式，以找尋自我定位與價值，漸次消解政治、生命巨變所帶來的困阨與磨難，獲得其安身立命之道。

🥉

第三名

聶濤博士

清代《儀禮》校勘學研究——以盧文弨、阮元、曹元弼為討論中心

【論文摘要】
清人校勘學集前人校勘之大成，並有長足的進步，成為校勘學發展的高峰時期。同時，清代《儀禮》學之盛，堪稱空前。不但名家大著，層出不窮，而且有清一代，從張爾岐（1612——1678）、顧炎武（1613——1682）開始，及至清末孫詒讓（1848——1908）、曹元弼（1867——1953）等人，校勘此書者代不乏人，成就斐然。清人的校勘學成就，《儀禮》足為範型。本文即以清代《儀禮》校勘學為研究對象，選擇盧文弨（1717——1795）《儀禮注疏詳校》、阮元（1764——1849）《儀禮石經校勘記》和曹元弼《禮經校釋》三書為討論中心，力圖較為全面的理清其興起的原因、特點、得失和影響；並以此切入，實現對清代學術史、文獻學研究的關照和考量。

本文結構，從探討清代《儀禮》校勘興起的背景開始。對此問題，著者一改過去僅僅從考據學興起去討論校勘學興起的背景這一模式，改以內外兩種思路，認為清代《儀禮》校勘學是在《儀禮》文本內在要求、清代禮學思潮的興起和漢學典範的形成三種內外因素的交織下方始興起，並從清初發展到乾嘉之際，開創一條獨屬於清代學術特色的《儀禮》校勘之學。因此，伴隨著三大背景而來的清代《儀禮》校勘學，亦自然擁有了「求文本之真」、「求經世之用」、「求立說之是」與「立新疏之基」的四層目的。

同時，本文所討論之人物，從時間上說，已屆乾隆後期，代表了《儀禮》校勘走向全盛時的成就。而在此之前，清人對於《儀禮》的校勘，已有了一定的積累，這些成果，雖沒有乾隆後期所取得之大，卻為校勘學的全面興盛進行了準備，對後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影響，故於討論背景之際一併申論之。

盧文弨身當漢學初起之際，致力群書校勘。其《儀禮注疏詳校》一書首次全面的整理了《儀禮》經、注、疏三個系統，開清人校勘注疏之風、第一次釐清了《釋文》與注疏的離合問題、首次全面評價了朱子對《儀禮》研究的功過和靈活運用內外證相結合，更注重內證的校勘方法四個方面的貢獻，不但立一代校勘之規，成為日後阮元《儀禮注疏校勘記》的重要來源，其中對於《儀禮》經義的闡發，亦影響胡培翬、曹元弼之撰述，堪稱清代《儀禮》校勘的典範之作。

阮元《儀禮石經校勘記》雖然卷帙簡短，奉詔於官，且單校經文，但在整個《儀禮》學的發展和校勘所取得的成績上，恰處於漢學興起，學界對於恢復經書古本方興未艾之際。日後主持編纂《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兩者之間自然關係密切；而其對石經的校勘，又為日後嚴可均、馮登府等人所繼承，進一步擴大了清代石經學的發展；最後，阮元在書中所表現出的對於恢復《儀禮》經文原貌的初衷，對殿本的態度、對敖繼公亂改經文的不滿和批判，都鮮明的體現了清代《儀禮》校勘學的根本目的和學術追求。

曹元弼《禮經校釋》作為晚清《儀禮》研究的殿軍之作，其中觀念和方法，可以視為對清代二百年禮學研究和校勘學研究成果的總結，尤其運用禮例的「推比勘誤」之法成為此書的一大特色。作為禮學專家，其對《儀禮》的校勘與其經學觀念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就校勘而言，曹氏雖有意圖還原賈《疏》的原貌，但先已預存了賈《疏》「誤者十之二，不誤者十之八」，「學者當依文剖裂，以雪其誣，不得遂以為非」的經學觀念，導致曹氏在具體實踐中，並不能完全做到校勘學「存真復原」的根本任務。從釋義的層面來說，其釋義往往從鄭學的立場出發，未能做到實事求是。從正面而言，固然可以發鄭《注》之微義，糾前人之失；反面在於過尊導致曲護，少察其失，違背了現代學術的客觀、求是的宗旨。同時偏信周公制禮的傳統觀念，嚴重影響了其對許多問題的判斷，而流於主觀。作為研究者而言，對其立場應抱同情之理解，然對具體之成果，則要科學分析。

最後，綜合討論清代《儀禮》校勘學的特色、影響與不足，望能從中發掘出清人《儀禮》校勘的某些共性。指出今古文的校勘和運用禮例校勘兩點，乃清人《儀禮》校勘區別於其他經書的重要特色。在《儀禮》文本的整理、校勘理論和方法以及學術史層面，清人《儀禮》校勘影響深遠。然而版本收集未全、以「小學校經」方法的不足，尤其是尊經的觀念和由此而來的主觀立場，亦成為制約清人校勘向前一步發展的屏障。